恢复高考40年:越神话,越残酷

发布时间:2017-07-14 16:12:00

恢复高考40年:越神话,越残酷

季 风



因为一项制度——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(简称高考)的存在,对许多学生来说,包括对不少历经于此的人而言,每年的6月份都注定不平凡。今年适逢恢复高考40周年,考场再开之际,纪念、反思、感慨的话语也纷纷涌现。实际上,对于一件持续几十年之久,又关乎国计民生的“大事”,无论是对高考的赞美或批评,我们都已不陌生,笔者总结了这次媒体上几种有代表性的声音,如果说高考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词,对高考现状的反思,反映的正是几代人对前途命运的设计,甚或失落。


     


公平:回望40年前“知识改变命运”


经过改革开放、全面市场化等的摆荡,偌大一个国家,一项人才选拔制度要坚持40年,并不容易,40年后回望源头,更多人倾向于肯定它的价值。

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回顾了自1952年以来,新中国高校招生制度的几起几落,特别指出,1977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,随着当年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《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》一文,高考制度获得全面恢复,据许多当事人回忆,知青们听到这个消息时,“不约而同地用杜甫的‘漫卷诗书喜欲狂’来形容当时的心情”。

文章指出,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公平,让那些当初从学校走进工厂、下放乡间的年轻人,得以有机会重返校园接受高等教育,人生的命运就此改变。一方面,是积压十一年的历届学生,如“老三届”生,都能和应届生同场竞技;另一方面,在当年的工作会议上,邓小平特别强调了政审的简化,认为招生主要抓两点:“第一是本人表现好,第二是择优录取,避免考生因家中亲属的‘历史问题’被牵连。”

书评周刊还约访了一批1977、1978年的考生,著名学者、企业家孟晓苏回忆说,打开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“就是我人生最感幸福的时刻”;刘海峰,如今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,长年与主张废除高考的激进派论战,他表示:“高考改变命运,人生天地为宽”;如今卓有建树的历史学者雷颐,则用一句话提醒大家:“千倾地一棵苗,我们有幸成为那‘一棵苗’,不能忘记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。”

人生轨迹正好与社会轨迹同步,并受惠于考试制度的改革,这批“过来人”如何肯定高考的意义,确实都不奇怪。而在另一篇题为《高考40年,依然“知识改变命运”》的文章中,作者用历史性的眼光,审视了恢复高考带来的几个“不一样”:教育机会从此均等,不必再偷偷摸摸读书,高等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宽阔大道;全社会的活力被激发、被释放,国家“如获新生”;“知识的春天”由此开启,人们发现,知识终于得到尊重,知识更可以改变命运。

数据显示,1977年全国参考人数570万,实招27万,录取比例仅为4.8%,也是历届最低——尽管如此,这却是终止“文革”十年教育停滞、步入正轨的标志性的4.8%,其意义可想而知。



阵痛:神话愈演愈烈,“温柔的残酷”


40年前,人们以巨大的热情和憧憬拥抱高考的回归,然而最近十几年里,高考却逐渐演变成应试教育的代名词,指摘中学教育的非科学、残酷,信奉高考不是“人生成功的唯一通道”,似乎成了新的“政治正确”。高考在严苛的竞争事实面前仍像一个神话,然而,它又早已变成社会的疑难点,每年一度,引发众人的“阵痛”。

长期以来反思高考有各种声音,拍摄于2005年,记录福建省一所普通高中毕业班学生真实生活的《高三》,是绕不开的一部代表作,《人物》杂志在2015年时,特别针对片中的学生老师,做了一次回访,企图挖掘当事人的人生轨迹,及对高考的最新看法。这是一篇耐人寻味的报道,就在今年考试前后,再次被“人物”公众号推送。

《高三》拍出一代人的高考记忆,同时它也是应试教育的弊端、窘境的缩影,在《<高三>:听着像温水煮青蛙的故事,一种温柔的残酷》中,作者刘磊写道:《高三》呈现了中国教育具有相当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那部分真相,“这个国家有无数所像武平一中这样的县城中学,有无数个像王锦春一样兢兢业业带领学生征战高考的班主任,有无数个一心想考北大的林佳燕,有无数个在挣扎中反抗的钟生明,有无数个因成绩总是上不去而心生绝望的张兴旺……”,令人唏嘘的是,十年后,当记者探问“你们还相信高考改变命运吗”,回答均为“相信”,而当追问“你们有哪些曾经的东西被自己或现实推翻”,却几乎得不到有效的回答。作者归结了两大现实:一是一定要考上大学的“执念”,“一种集体信仰的意识形态”;二是即便生活的庸常早已揭示出“高考改变命运”在这个时代的欺骗性,这种内心的“撕破”感也是微妙无声的,旁观者或许清楚,当事人却未必有明确的心得。

《高三》在反映现实时,采取了纪录片特有的忠实和隐忍态度,这篇被不断推送的文章,也恰恰代表一种批判的困局,诚如文章标题所言:“听着像温水煮青蛙,一种温柔的残酷。”导演周浩有一句到位的总结:“我们谁都不是旁观者,我们都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。高考体制的复杂性正在于此,它让很多人同时成为获益者和受害者。”

另一种更尖锐的问题和声音,从最近广泛传播的《成都小区里的阶级斗争》一文可见端倪。这不是一篇直陈高考的文章,却反映了教育资源陷入不公平抢夺的现状。文中,高收入父母以“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”的口吻,抵制“年收入50万以下,无金钱也无权利”的楼盘业主的孩子与自己孩子同校,认为“不要期望太高、压力太大,去争取不属于你的东西”,“为国家培养下一代吃苦耐劳、有文化有技术的农民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”。可见,高考主张的公平竞争,在剧变的社会现实面前已遭到破坏,而考试的硝烟,从步入学龄的一刻就已经燃起。金钱与教育,原本是两套逻辑,而在“成都小区”这类事件中,金钱横加干涉教育,更吊诡的是,该高收入父母在金钱带来优越感的同时,一边辱骂高学历、低收入群体,一边又继续追逐考试神话。

《南方周末》以“四十不惑”、“平常心”寄望高考,文章分析认为,“高考改变命运”的老观念从来不曾消失,在制度恢复的前20年,跨过“考大学”这根独木桥就算成功,而后20年,只有跨过“考名校”的独木桥,家长们才会满意,名校的光环,似乎才等于教育的价值。然而名校录取率终究是极有限的,因此,每年的考试竞争都趋于白热化。经过长期努力,中国高等教育在2002年已进入大众化阶段,而社会始终变相地维持大学教育的精英地位,这便是观念上的错位,也是许多问题的症结。




无奈:没有绝对公平,只有“硬考”


前文列举的是事实性报道,而无论问题几何,只有做出制度性变革,才有可能避免各种不公与遗憾。关于高考制度本身,有一小部分媒体和专家学者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,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,他们的态度却都接近于“无奈”。

《南方周末》指出,近年来几次高考改革,带着“淡化学校身份标签”的企图,这样做是好的,既促进学校间的平等竞争,又降低了考生的名校情结。不过,目前太追求分数公平,依然在制造着唯分数论,要想“突破分数公平,建立多元的高考升学评价体系”,还“困难多多”。总的来说,大学依法自主招生,学生获得多次选择权,可能是未来更有效的一条路。

学者杨早认为,并不存在绝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,高考最多算是“目前大多数人认可的相对公平的制度”,尽管改革许多年,但“所谓国家抡才大典,讲究的就是一种动态的妥协和平衡,南北矛盾突出时,就偏向北方一点,中原与边疆矛盾突出时,就照顾一下边疆,考试也是一种政治”。因此,杨早把目光偏转到大学的变革上,在他看来,“先拥有教授治校的、去行政化的、宽进严出的大学”十分重要,或许可一定程度弥补高考制度本身的遗憾。

中山大学文学教授、批评家谢有顺每年都就高考作文题,接受记者采访,今年,谢教授借机重申了他对高考的看法,在整齐划一的制度面前,显然他更愿替那些处在弱势地位的学生考虑:“我的观点是,高考虽有各种弊病,但在目前的中国语境里,它依然是最公平的选拔人才制度。没有高考,阶层固化会更严重,底层和偏远地区的人就会更无出头之日。……高考并非适合于每一个人,但真正的人才,应该学会‘戴着镣铐跳舞’。”与《南方周末》不同,他还反对轻易扩大自主招生的比例:“在一个权力可以通吃的社会,只要‘自主’,就一定可以运作,一定可以通融,只要你官够大、钱够多,总有空隙。还是硬考吧。”

“硬考”——这或许是对40年后的今日,高考现状的一个到位的总结,其中既包含着个体的辛酸无奈,也透露着制度的“冷酷无情”。“硬”是事实,是困境,是这项创举历经40年的荣光背后的一声叹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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